近20年渝东南空间研究的学术回顾
赵心宪
2016年初准备好的书稿《武陵民族区生态考察——重庆渝东南文化生态个案》，几经周折，加上2016-2017两年主要学术成果之后，2018年5月交付印刷，正式出版。本书《前言》对个人学术经历的回顾，有如下概述要点。
由2000年函授教育“送教下乡”时对渝东南民族文化的兴趣开始，个人有关区域文化生态的调研，是从“一个个具体历史文化问题，和一个个具体田野调查点开始的”，学术思路贯穿于，相继主持完成的重庆社科规划的四个项目：（1）“秀山花灯文化生态的考察与思考”（2005-YW04），确认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田野调查点；（2）“民族文化资本意识的两种表现与运作—渝东南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调查”（2007-XW04），主要调研渝东南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民间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现状；（3）“秀山花灯‘新院子’流派的传承与开发调查”（2010-YBBW65），调研、考察秀山田野调查点，新院子村寨民间文化品牌成为文化产业品牌，政府相关政策体系存在的现实问题；（4）“重庆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2013-YBWK145），从渝东南的行政区划与武陵山片区关联，实际进入国家“武陵山片区发展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片区旅游发展现状问题，认为市政府负有政策制定的主导责任，但国家政策精神的观念阐释，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探讨。上述四个项目及其延伸研究，不管是民间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还是文化旅游品牌的经济开发，都关注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利用问题，与进一步研究思考的理论问题比较，以上四个项目学术视野受到的限制很清楚。虽然十四年（2004-2017）渝东南文化生态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专著《秀山花灯文化生态的考察与思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重庆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调查》（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50余篇，又出版专著《武陵民族区生态考察——重庆渝东南文化生态个案》（重庆出版社，2017），进一步的反思似在以下三个方面。
（1）总的看来，涉及到点的问题而不是面的考察；（2）是渝东南局部的文化经济问题，而不是渝东南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全局问题；（3）学术视野没有真正跃升到国家绿色发展战略高度需要的认识境界，深入思考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自身动力问题。
与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院长、统战部长等领导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前的合照，穿白色条纹黑衬衣即为赵心宪
2016年1月4日-6日，习总书记到重庆视察，有关“五大发展理念”、长江生态保护的系列讲话、论断，破解了国家区域绿色发展战略在地化实践路径难题。因此《武陵民族区生态考察》专著的学术意图，主要在上编“基础理论研究”的系列文章中体现。其中有关李绍明先生“武陵民族区”命名学术内涵的阐释，无疑还有很大的思考空间，需要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渝东南历史文化遗存结合田野调查的全面梳理，则是本书巴蜀文化专门史建构更艰巨的项目扩展目标；国家级“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命名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田野调研报告及其相关论文阐述的内容，专著有关成果的分量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努力。因此当下应重申拙文《“武陵民族区”命名的价值取向及其意义》一文的核心论断。
“武陵民族区”属于国家行政区划的文化区类型，充分体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图，国家行政力量为主（例如，重庆渝东南6县加上今天所属渝东北的丰都县，就是“重庆武陵山片区”地域行政区划的实际延伸），“武陵山地区”属于自然地理环境“区划”的文化区类型，大武陵山脉就是它最重要的地域所在的地理标志；“武陵地区”则属于历史原因“区划”的文化区类型，先秦以来史称“武陵”的地区所指，是经过不断位移的，成为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地域范围。“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学术命名的文化区域，内涵武陵山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武陵山脉就是这个文化区域核心所在的地域标志之一；其次是中国历史上武陵地区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变迁”过程，既有中央政府行政区划的作用（如秦汉武陵郡的设置），还有经济方式、交通条件、社会移民等诸多区域文化变迁的复杂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世居少数民族族群的历史存在。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学术命名的区域性民族文化概念，与“西南民族区”概念，在区域民族学/人类学的应用上，常有内涵延伸交合的用法，《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对武陵地区土家族族源考证，就是重要的例证。因此，非常认同马曜先生《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序》所论：“中国西南的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许多朝代的兴衰治乱，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因此，开展对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对于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而在李绍明先生看来，“中国西南民族问题”，又以武陵民族区“板块式民族格局”之研究（诸如族源问题研究、移民迁移研究、文化融合研究等），体现出新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挑战性，这个认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认为，这就是“武陵民族区”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因为给予特别内涵的学术命名而彰显的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重庆社科规划四个项目调研存在的不足，是借助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武陵地区传统聚落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项目编号：12CMZ038），在渝东南非遗保护利用个案调研中渐进思考认识到的。
在2021年7月重庆彭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苗族文化研讨会的座牌前
2018年到2021年，本人后续连续申报、主持的三个社科项目：“社会转型期渝东南非遗分类管理机制研究——以秀山花灯等民俗类非遗为例”（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9年度重点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XNYJZ1902）、“社会转型期渝东南新民俗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项目，项目批准号：SC21ZW014）、“綦江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2020年度重庆社科专项），加上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保护与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0BMZ2053），五年间（2018-2022、3）相关调研成果开始整合、提升《武陵民族区生态考察》的基本认识维度和学术积累，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进展较明显，撰写、发表调研报告、学术论文20余篇。可以认为，调研涉及区域空间的广度，学理思考的深度，集中体现在，社会转型期《区域红色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渝东南新民俗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研究报告》，这篇35000字左右的研究报告，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调研阐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核心观念是这样表述的：“渝东南所在的湘鄂渝黔边及其周边广袤的武陵地区，层垒着中国革命历史的‘红色文化富矿’，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应该倍加珍视的区域传统文化资源，这个‘区域红色文化’的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不仅体现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指向，同时成为激活武陵民族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革命文化传统。”
首先是渝东南区域红色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逻辑关联的国家空间战略规划认识问题。2021年10月20日，本人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联合举办的，“中国革命精神与川渝红色旅游融合学术研讨会”主旨发言时，即简明阐释了如下见解：“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中进行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四川段）作为中国民众举行长征文化活动的开放性场所，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的价值认同与认知体验，最终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国家文化公园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景观场所，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取向鲜明的社会文化创意空间，或许表述为‘空间实践、空间再现与再现空间’的辨证互动形态。作为一个自然物理空间，不应该徒有‘地域性’躯壳之名，与特定地域历史文化空间无关；作为一个文化创意空间，可能时刻应警惕，无序资本逻辑对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空间的强势干扰，以及权力机制、权利愿望理念控制的乏力，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转型造成损害。”
之所以这样高调提出国家空间战略规划的存在，因为近年，与渝东南文旅融合直接相关的国家战略空间规划，先后密集出台多个:国家级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18）、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规划（2020）、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2021）、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信息（2021）、巴蜀文化旅游走廊2035远景规划（2022、5），等。仔细辨析上述国家战略空间规划的侧重点，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侧重于经济文化空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侧重于革命历史文化空间，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侧重于民俗文化空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侧重于生态文化空间，等。以上不同文化维度的国家战略空间规划，观念认识上，应视为湘鄂渝黔武陵地区，渝东南乡村振兴文化空间建构的国家导向。
其次是，区域红色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联，是国家战略空间规划的基本内涵之一，三个认知层面的叠加，形成一个完整的观念认识体系，这是在学理上必须辨识清楚的。
第一个层面（顶层）是“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对应国家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例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
第二个层面是“区域发展战略”，对应国家区域空间发展保护规划。例如渝东南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保护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2035远景规划中的“武陵民族走廊”部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保护规划（乌江流域相关），区域红色文化遗产、区域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成为重点。
第三个层面是“国家乡村振兴”实践（经济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对应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空间规划。例如渝东南的石柱、黔江、酉阳、武隆、彭水、秀山，历史原因还加上丰都、南川等区县，文旅融合的景点、景区、景观与精品旅游线路规划，酉阳主体建设区长征国家文化遗产公园建设，等等。
我国8000年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表明中国具有典型的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国家认同与国家文化认同同体，国家文化强国战略认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傅才武先生《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与国家文化战略构架》一文阐述的基本论断，有效启发我们深入领会国家战略空间规划的深邃内涵：“国家文化战略设计的重要性，源于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基本属性。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与我国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分不开，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力量之基。我国文化认同型的国家属性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建设与国家建设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赋予国家文化战略设计以国家现代化道路设计的独特意义。”（傅才武，2021）萧放先生论全球化时代乡村振兴五个方面共同“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时，概括为一句言简意赅的大白话：经济振兴是基础，文化振兴是灵魂。其实，这是文化软实力本体价值最通俗的表述，与傅才武先生相关专题的学理阐释异曲同工，这里不宜赘述了。
第三是，本人第二阶段前五年（2018、3-2022、3）重庆渝东南生态空间研究，努力做到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互补，同步。而基础理论研究在第一阶段十五年（2004-2018）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切实把握住核心关键词的学术前沿成果。例如社会转型期“渝东南新民俗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研究报告基础理论研究的四个关键词（社会转型期、新民俗、区域红色文化、乡村振兴的文化空间）的学理内涵阐释。应该说，上述每一个关键词的学术史整理与专题探讨，都耗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例如“区域红色文化”概念，发表于《民族学刊》（CSSCI，2021、11）期刊的《民族区域红色文化之构建》“摘要”是这样表述的：“民族地区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红色文化专学的专题，在新世纪初20年相关学术研究中，一直没有被学界重视，导致其成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文化强国学理的学术短板，进而造成学术瓶颈。新世纪初第二个十年，区域红色文化研究在学界成为学术前沿焦点。百年中国红色文化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化发展——结合民族化、时代化的大众化实践主体的生活化推动。这样，与民族区域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时代化与大众化融合，历史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及其直接关联的地域，才可能被视为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的区域文化本体所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特别是渝东南的“酉阳主体建设区”及其石柱、黔江、彭水、秀山四个“拓展区”，需要解决好红色文化资源整合问题。将古代巴文化、巴蜀文化、巴楚文化、巴渝文化的区域文化圈，与历史上“百越”族群移民文化圈的历史文化层累叠合，并抽象集合为一个民族区域文化的范围。这种理论知识的建构，虽然是观念形态的存在，却可能有效超越地方行政区划文化建设认识上的刚性约束，对于西南民族区域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可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跟得最紧”的，理论难度最大，实践操作面临困难最多的，无疑是“乡村振兴的文化空间”专题。田野调查经验证明，需要实例与足够的篇幅才说得清楚了。
2022年7月11日
作者简介：赵心宪，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教授，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所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文化咨询专家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