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承一祖,道传八方 ——从“四君子汤”说起

四君子汤,是中医流传下来的药方,由人参、白术、茯苓、甘草组合,是中药里有名的四君子,平和、燥热、温补,正如那些品性中正、不偏不倚的君子。四味药各取等分,组合为补益中气、健脾和胃的经典方剂,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荣卫气虚,脏腑怯弱,心腹胀满,肠鸣泄泻,呕哕吐逆之症。

可以说,四君子汤的方剂命名和配伍原则,多方面都体现了中医的儒家文化特征。中医生民立命的那种仁和善,传统儒家文化涵养下的优良医德,也在维护和谐医患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由此想到,在整个儒家文化圈,在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东亚、东南亚等很多国家,传统中医一直被许多人使用。前些年在这些国家的游历和游学经历,也让我亲眼看到,从北到南各种独特的地理气候、风俗……等等,形成各不相同的文化差异,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医在当地的流传与发展。

我曾经到过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从故宫博物院,到市井街头,到处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在台湾,中医师是非常受尊重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比较高,一般的中医师待遇每月收入,相当于人民币3~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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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应中大夫在台湾

台湾中药应用较多的病,是上呼吸道感染,其次是损伤、创伤的早期并发症,其它如风湿病、消化系统疾病、关节疾患及皮肤病等。

台湾在清朝有个叫刘仁寿的神医,断人之生死,无一不中,对症发药,无一不验,深受民众之爱戴,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台湾的浓缩中药,先是依照医师处方用电子秤量,然后研磨混匀,再将药粉用分包机分包装于药袋中,一般成人每次服用4~5克,每日3~4次,儿童依年龄体重计算。这个优点是易于吸收、安全卫生、携带方便,适用于单纯及长期需要服药的慢性病患使用,也方便小孩服用。

当然我感觉也是有缺点的,台湾的浓缩药粉严格遵照古方所载药物组成,是已经做好的既定成方,使用上没有办法加减化裁,也无法调整原方中的剂量。

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范畴内,最贴近民生、最为民生不可或离的宝贵文化,中医药是台湾同胞极为推重的健康理念。

九十年代初,日本国际慈善协会的山本白鸟女士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友人泽田贞子、金城信王等,曾慕名来找我治病。她们对疗效赞不绝口,一心想请我到日本去行医,反复对中国朋友讲:“认识了中国著名中医,非常荣幸。”我也给她们讲一些浅显的医理,讲中医四时阴阳万物终始,讲天时地候的讲究;她们并不陌生,因为中国医药学在传入日本后,加上日本一部分原有的医药,就形成了“汉方”。

由于患慢性病、过敏性疾病的国民人数迅速增长,特别是老龄化带来了大量的老年病,西医对此常常无法解决,而中医药却往往有出乎意料的效果,这促使日本更加重视中医药。而且规定,各医科大学必须要有汉方教育。

日本医生同中医非常类似,学习汉方的基础概念有:阴阳、寒热、虚实、表里、六经辨证,汉方医药诊察方法也是四诊,即望、闻、问、切;汉方医疗的诊断同样是辩证论治。

薛大夫在日本

我注意到,日本竟然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很多方子,直接开发为汉方药,行销世界很多国家。这样源自中医经典的日本汉方药,应该有200多个了。日本汉方占世界中成药销售总额的90%,这实在令人震撼。

麦门冬汤在日本汉方中常被用于改善口腔和咽喉类疾病。现在,日本一些医院给患咽喉癌导致唾液分泌困难的患者开具的药方就是麦门冬汤。

麦门冬汤是出自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名方,由麦门冬60克、半夏9克、人参6克、甘草4克、粳米6克、大枣12枚配伍而成。该方补阴润肺,对于治疗阴津亏虚导致的口干舌燥、咽干肿痛、五心烦热、干咳少痰、干呕,效果很好,是中国人很常用的方剂。

再如肾气丸,也出自《金匮要略》,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补肾经方,使用中往往在这个方子上加减一些药物,在肾气丸中加入车前子、牛膝,在日本汉方中叫牛车肾气丸,疗效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临床验证。其实这在我国是很常用的方子,称为济生肾气丸,在药店都有成药销售。

总而言之,日本的汉方医学根源是我国的中医中药,日本临床上常用的这些汉方药,恰恰是我们常用的经典方剂,有时候只是在名称和方剂成分上有所调整。很多中国游客到日本代购这些汉方药,在我看来,其实是舍近求远。而且两国风土气候不同,疗效是不同的。

但从出自中国医典的汉方药能够行销世界这一点看,中医中药简便价廉、疗效显著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然而中国人自己的中药都卖不到国外去。我总想不明白,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方子,如果想做成中成药,必须像研发新药一样从头再来,人吃了不算数,还得做动物试验,让小白鼠点头。

中医什么时候能像日本的汉方那样,真正地走向世界?

我也曾短期到泰国考察中医药,走马看花,浮光掠影,对基本状况也有所了解。

在泰国,患者对中医的信任度一直很高。当年我去泰国的时候,华侨中医院还没有建成,可是到现在,这个医院已经接待患者达8万多人,其中不仅有很多泰国本地人,还有不少西方国家居住在这里的侨民。

薛应中大夫在泰国

在泰国唐人街石龙军路上,一路走过去,能找到十家中药店,多在沿街的好位置。“振利昌参茸大药行”是一家知名的老店,进去后就能看到中国正宗地道的各类药材,也有中成药,中医5000多年积累的经验与实践的科学,已为泰国多数人所认同。不过泰国中医药市场虽然发展活跃,但是中医人才普遍短缺,尚须中医药界人士的继续努力。

再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中药店多为家庭药房,店面不大,但老板本人就精通中药、懂得中医,店内设有制药小作坊,外聘坐堂医,因此当地居民偶感时邪,或身罹小恙,一般不会想到去大医院,而是直接去中药店,稍作咨询即取药服用。

新加坡的许多中医师拥有中西双重医师资格,但如果他们一旦选择中医执业的话,是严禁使用西药治病的。

和日本有些类似,新加坡卫生部门只允许各药厂严格按照中医经典著作如《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医宗金鉴》中记载的方剂组成、比例制作。

在新加坡看中医吃中药的,各年龄阶层都有,不像中国,多是中老年人看中医。

当今社会,西方思潮的涌入,现代医学成为了主流,千奇百怪的疾病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或被发现,中医不仅仅需要处理原有已知的疾病,还需要应对一些现代医学发现和发明且尚未找到治疗方法的疾病。

我想起四君子汤,想起曾在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家一些游历学习的经历,让我更加确信,“西化中医”是不可能发展中医的。中医一定要把持和定位好独特的诊疗观,中医在东亚和东南亚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发展和流传说明,事物都不能脱离它产生时的思维模式,中医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医学自身的思维,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强行改变,会让它失去特色优势和临床疗效,会让它失去自身的生命力。



岐黄人生、临证经验与中医未来 ——我眼中的优秀中医师:薛应中先生


秦高梧院长近影

为薛应中先生这样的国内顶级中医大夫的访谈录写序,有些诚惶诚恐。在科学界,历来都是该领域名家为作者书籍写序,我不是“学院派”中医大夫,更非中医的民间高手,我只是一名新材料领域的研究人员,由于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医用金属材料,是故,与国内十余位中西医大夫有联系和科研合作,但对中医和西医的理解也只是皮毛。

2017年,曾受命为中医大夫张健君先生的中医科普著作—《中医密码》写序,实为张大夫的一席劝勉感动而为之,“中医不是一个行业分类,是一种与生命相关的智慧和践行方法,每个人都该了解。一个局外人看中医,你又是科学家,所以你写我这本书的序会很有意义”。今日又逢薛大夫《薛应中访谈录》成集,在充分了解薛大夫60余年中医生涯的仁医仁术后,感慨万分。尽管我是中医的外行,也许冥冥中我有责任推动我国中医回归到正常轨道,故思虑再三,受命撰序。

我认识薛应中大夫时间很短。由于我们学院患有忧郁症学生逐年增多,个别学生已严重到自杀的地步,作为院长,我不能不为这个严重问题寻求突破。为此,最近几年,我拜访了国内多位著名的中医和西医大夫,然而,答案非常令我沮丧。

机缘巧合,在朋友的介绍下,2020年12月我有幸拜会了薛应中大夫。对于抑郁症,薛大夫的观点独具新意,先生认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身心失衡,引发精神上的某种反常,西医冠名为“抑郁症”。当一个人情绪低落,有阳虚寒湿之表现,同时心失所养,脑神失聪,致自卑、自罪、自责、恐惧、焦虑情绪充斥,脾失健运,血行不畅,但没有实质性的严重病机,只要补足能量,主意识强大,正气充盈,很快就会康复。薛大夫还列举了几位曾经被他成功治疗的患者,在本书中也有详述,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2007年薛应中大夫治愈的抑郁症小患者张誉夕近照。13年后,她记取薛大夫济世活人的思想,已考取公务员,进入了卫生系统工作。 

作为中国人,通常对中医并不陌生。无论是其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基础理论还是针灸、推拿、正骨、草药治病,甚至祝由术等,从小到大我们都耳染目濡,略知一二。尽管不是精通其中的道理与逻辑,但大家都能接受中医养生与治病的观点,如同两千多年来的儒释道思想一样,都已融入到每位中国人的血液中。

然而,西医自从100多年前进入中国,迅速蓬勃发展,在中国形成了中医和西医并存的局面。遗憾的是,中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尽管我们国家培养了很多科班的中医大夫,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中医治疗疾病的成效并不显著;而高水平的中医大夫又屈指可数,难以覆盖诺大的中国人口。是故,中医治疗疾病逐步被人们淡化,在现在的中医院中也出现了各种西医的检测分析仪器和治疗装备。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源于中医师对中医理论基础:《黄帝内经》的理解不同,甚至有歧义,导致了治疗方案上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从而不符合西医标准化治疗的技术方案,致使中医在国际上也无法流行。

另一方面,60多年前我国政府提出了“中西医相结合”的观点,原本是取双方所长,拯救人民健康。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直接导致了现行的中医师在治疗过程中过度依赖西医检测设备来诊断疾病,中医的西医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慢慢偏离了中医的本质,在治疗效果上也不尽人意。于是乎,很多西医师对中医不屑一顾,甚至认为西医是科学的,而中医是非科学的。关于中西医对疾病治疗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也没有最终的结论。

薛大夫在工作中

中西医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双方都有各自的特色与优势。西医是建立在数学、物理和生物学等自然学科和现代解剖学理论基础上,在一些突发性疾病的手术治疗上表现出强大的优势,如血管支架介入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等等。但是,西医在方法论上采用机械还原论,现在已经发展到分子层面上研究与疾病的相关性,具有典型的自然科学研究特征,是一个在物质研究基础上的学科,不过,西医忽视了生命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整体特征,是一个非常精妙的系统,直接导致了西医重局部轻整体、重分析轻综合、重物质轻精神等局限性。

而中医是建立在道家《易经》的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黄帝内经》是其理论要典,《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等是治疗技术要典。中医理解人体生命为“精炁神”,统一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并非仅仅局限于物质器官上的病变。“精”代表人的生理物质系统,我们吃的食物也称为水谷之精;“炁”是指人体的气机系统或者能量通道,包括神魂魄意志等五种元炁,炁在人体的运行通道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经络和脉络,其交汇之处往往是中医所指的穴位;“神”是指心神,并非西医解剖学上的心脏,而是指人体的整个意识系统。精可化炁,炁可通神,中医是横跨物质到精神层面的学科,更是包含周围环境影响的学科,是天人合一系统论指导下的理论与技术体系。是故,中西医对生命认知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相互之间没有兼容性。用西医的理论与观点解释中医的疗效是行不通,而中医的发展用西医来指导更是错误的。

本人认为,在医学领域,中医的发展无需西医的解释或认可才能成为正统。事实证明,很多西医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医却能游刃有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神奇疗效。2020年初武汉和年底石家庄的新冠疫情,中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治疗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又如,高血压是目前人类的常见疾病之一,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人体血压升高。西医治疗直接采用各种降压药,而且往往终身服药。然而,从中医的观点分析,一个人的血压升高是人体某个脏器出现问题后人体做出的本能修复反应,治疗之前必须找到病症部位及产生原因,然后才能对症治疗。把病症部位治疗好了,血压自然平稳正常。一味吃降压药而不去治疗病症部位,只能导致那个地方的病症越来越严重。

我本人在5年前突发高血压,中医师认为我是心火过旺导致,建议我用山楂、冰糖、乌梅和水熬制服用。没有想到,半个月后恢复正常。一个月前,我突然感觉血涌向头,后脑勺连带后颈部疼痛不已。联系到薛大夫,先生耐心解释了各种头疼位置与经络关系,“头疼联系手足三阳经脉,辨其部位,后头部痛,下连于项为太阳经头疼;痛在前额及眉棱骨处,为阳明经头疼;痛在两侧,连皮耳部,为少阳经疼;痛在巅顶及连于目,为厥阴经疼,以测病变的经络脏腑。”于是开出药方为葛根、蔓荆子、白芍、白芥子、川芎、生地、炒枣仁、远志、钩藤、石决明、沙苑子和薄荷。服用三付,恢复正常。

先生在其60多年的中医行医生涯中,赤诚为民,悬壶济世,救人无数,是我认识的为数极少的优秀中医师之一。先生强调以后会无偿公布各种疑难疾症的辩证思路和经典药方,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更是令人钦佩不已。

《中国报道网》以翔实的治疗案例,展示了薛大夫治疗各种疑难疾症的思辨过程和最终的疗效,充分凸显了中医的魅力和未来美好的前景。尤其在当前谈癌色变的时代,这部《薛应中访谈录》给大家带来了生的希望,其中先生用一年时间治愈癌症之王的胰腺癌案例等等,可略见一斑。
薛应中大夫治愈的辽宁抚顺胰腺癌患者高淑丽
这次新冠疫情之后,国家已高度重视中医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讲话把人民健康提高到国家战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医回归到她应有的轨道上是可以期待的。但是,中医的回归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个人愚见如下:
(1)《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著作是两千多年的产物,距今汉字内涵已发生演变,要准确理解当初的著作内涵,需要仔细研究我国汉字的演变历史,可以与古文字研究学科交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医典的本意,不至于产生歧义。
(2)对每味中药材药性的理解需要重新梳理,两千年来,我国气候发生较大变化,需要结合产地的自然环境、节气和星相关系,定位其药性与治疗不同疾病的适应性。
(3)构建全新的中医师评价体系,不能以传统的论文、项目、获奖和学历等,而是以疗效为基本准则,允许并鼓励民间优秀中医师发挥更大作用。
(4)大力推动中医治疗未病的发展,逐步走向全民养生的道路。
中医诞生于我国,更是全人类的财富,中医需要走向国际,这也是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老百姓疾病的治疗,已是生活成本中很大的部分。中医治疗,以草药、针灸、推拿、正骨等廉价为特征,大力发展中医应该是国之幸事、民之福分。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也恰恰是若干道地药材生长之根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中医会很快回归到其正确的轨道上,利用中医解决人民健康问题不再是奢望。
秦高梧 教授 院长
东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1年3月21日

薛应中:天地有正气,沛乎塞苍冥

天地感气,万物化生。“气”是中医学阐释天人关系、探索生命规律、解释疾病机理、讨论防治理论的重要概念,在病因病机阐述、临床诊断、方药选择、养生指导等多方面被广泛应用,深刻影响着中医学的科研思路及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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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感气,万物化生。“气”是中医学阐释天人关系、探索生命规律、解释疾病机理、讨论防治理论的重要概念,在病因病机阐述、临床诊断、方药选择、养生指导等多方面被广泛应用,深刻影响着中医学的科研思路及学术发展。

多年以来,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 CT、造影、核磁。像抽血、B超、胸片、CT检查等,总会对我们身体的正气带来或多或少的损害。我见过很多病人,病急乱投医,而医生随意检查,动辄抽血抽髓,全然不当回事——注意,这还不是治病,仅仅就是检查,就这样大动干戈。还有医生随意用药,滥用毒副作用较大的治疗方法,给患者体内残存的正气更造成毁灭性的伤害。而中医的作为,我觉得最大的功绩,就是扶正固本,扶助正气,调护人体抗病之本;所谓“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机”。

有鉴于此,我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体验,尝试对此作出一点论述,以期广大读者能对“气”的认识走向深入。

人是万物之一,因此人体内存在着天地形成以前就存在的“元气”。“元气”与生俱来,终生不变,是宇宙自身的脉搏。它有流动的特征,生命是气的增长,死亡是气的消散。《黄帝内经》就用“气”的概念,来解释人体物质的组成和功能性活动,正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保命全形》)。从《内经》以降,中医学中有关气的理论,源远流长、内容丰富。

1 物质性与功能性

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发展、变更与凋亡,无不根源于气的运动。不过,由于“气” 这一概念是复合性的,所以在理解和应用时存在巨大难度。比如说,“气”是物质性的,还是功能性的?抑或是兼而有之?

我认为,这二者和谐共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气首先是物质的,是指人体内具有很强活力的、运行不息的极其精微的物质,它充斥于人体周身,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具有“聚合成形,化生万物”的生成性功能。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体借此而与自然界先天之气相沟通、相呼应,与此同时,在人体内升降出入运行不息,推动和调控机体的生命活动,并发挥保卫机体、抗御和祛除病邪、调节失常机能、修复损伤等作用,故又称为“正气”。

气又是功能性的。它运行不息,推动和调控着人体保持平衡,维系着人体的生命进程。如《灵枢·脉度》曰:“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这说明气是不断运动,流行不止的,在人体内有规律地周行全身,具有流动的、变化的外在状态,生命机能都在气的运动变化中完成。

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很敏锐很辩证地看到了这一点。《黄帝内经》就将气分为两类:一是单纯的物质如精气、宗气、营气、卫气、水谷之气等;二是侧重指机体功能,如心、肺、脾、肝、肾之气。一方面说气是看不到的存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参与了人体化生发育的过程,是人体生命的本源之气;同时也认为气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等功用,是流动中的力,是物质与运动、结构与功能的辨证统一。

在针灸实践中体会“气”

“气”也是针灸学里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中医常说的“得气”,就是正气至病灶,并与邪气斗争的一种状态。用针之妙,系乎一心,也正在于调气。在刺灸治疗时,“气穴”正是施术定位的评判标准。

常有人问我,“得气”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的确很难说清,并非是一个具体的指标能够表达。但它确实需要用心去体会,它对医疗环境、医生、患者均有很高的要求。在患者来说,会有酸、麻、胀、重等自觉反应,以及凉、热、触电感、跳跃感、蚁走感、气流感、水波感和不自主的肢体活动,或呈现沿着一定方向和局部传导、扩散现象。

而医生的手下,也可感知沉、涩、紧或如鱼吞钩之感觉,通过“谷气至则柔而和”、“邪气至则紧而疾”等专业感知,以此甄别病源。我在针灸时也会有所体悟,“气”至精无形、连续无间,具有透达性、能动性与化生性。

当然,“气”也有着完全超越人之感官经验的一面,确乎是超出肉眼直观、无法认识的物质。中医看病不是诊断具体的病灶和生理指标的变化,中医生医术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体现在其思维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元气的思维层次,这需要体悟医道的长期功夫。 

3 “气”与疾病

气不足,就会发生畏寒肢冷,常有很年轻的患者来找我,带着各种各样的医院诊断报告,我告诉他们,你们身上正气不足,温煦不利,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这样的体质,就极易感受外邪而发病。

造成正气虚损或衰竭的原因,除了先天禀赋不足外,还有就是机体生理性衰老、致病因素(比如癌瘤等)直接损伤元气,或通过五脏病变,进而导致正气损耗。

对“气”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中医学根本思维的把握和运用。我发现现在很多中医院的专家们看病,往往就忽略了这一重大的中医药理论。他们单纯用现代医药理论方法来指导“中药”的应用,琢磨如何用单味中药对细菌、病毒进行“精准打击”,然而,他们无法上升到“气”的高度,无法追溯到“气”这个本源上,也就不能更好地发挥传统中医药的疗效。

他们不明白,气是一切存在与生成的本质,它本身并不“引起”质的变化。但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的疾病,均可以影响气的活动,使脏腑经络气机紊乱,功能失调。

天地气合,万物自生。“气”有免疫功能;用西医能理解的话说,也具有微循环的功能。这些功能也被称为“气化”、“气机”。增强脏腑、经络、气血功能的关键,就是养“气”。气能推动脏腑的功能活动,还能推动血行,并转化为血,经络就是运行气血的通道。 

4 诸病皆可从气论治

如果放在西医的语境里,气与炎症、免疫、神经、内分泌、代谢、肿瘤、心血管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病有关。而对于中医来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损伤,百病内生。正气有着抗病、祛邪、调节、修复等一系列作用,能抵御外邪,护卫机体,温养肌肉肌肤,推动和调控人体器官的功能活动。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气”的亏虚,则会导致五脏阴阳失调,脏腑功能失常,从而导致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各种病变。气若运行不畅,可显示出的病理特点可以有:气虚、气滞、气逆、气陷、气闭、气脱等。正气与邪气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类细微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肿瘤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体正气不足,后天失养,元气虚弱,生化异常所致。其发生发展,加之西医的相关过度治疗,以至气之推动、充养无力,脏腑经络功能减退。所以我们看到的癌症病人,多会出现神疲乏力,少气懒言,食欲减退,形体瘦削之症状。

西医在肿瘤治疗方面,到目前为止,仍主要采取以手术为主、放化疗为辅的综合治疗方案。此综合治疗方案对肿瘤进行了攻击和控制,更有着加剧正气耗伤的负面作用。手术期或长或短的禁食,导致脾胃虚弱、元气化生不足;外科手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血,导致以血为载体的元气随出血而直接损失;放疗及化疗均属攻伐之术,祛除癌邪,亦直接耗伤正气、损伤脾胃,影响元气生化之源。

除癌症外,情志过激也是引发正气损伤的重要病因。七情太过或不及,伤及于气,扰乱气机,久不得舒解,内应脏腑受损而内伤。

《千金翼方》“虚损论”中曾明确指出喜气、怒气、忧气、愁气等情志伤身而致虚损。《圣济总录》云:“喜怒不节,忧思过度,荣泣卫除,谷气不治,故气血干涸,不能营养肌肉”。即情志不调,脏腑气机不畅,而影响先后天气血化生。《外科正宗》曰:“忧郁伤肝,思虑伤脾,积想在心,所愿不得达者,致经络痞涩,聚结成痰核”。情志偏颇引发脏腑气机失调,从而功能受损,变证乃生。

许多冠心病患者也是在某些程度上受情绪的影响,七情内伤,致气机紊乱,气滞而痹。气虚则可致心气不足,鼓动无力,中医称为胸痹。若心阳暴脱,阴阳即将离决,就会出现气脱之证,情况非常凶险。 

5 气聚则形生,气散则形亡

气以其中正雄健、运行不息的特点,发挥着抗病、祛邪、调节、修复等作用。可以说,气是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辨证施治等一系列学说的内核。“气”之范畴,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伟大发现,具有科学的应用价值,同时又是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

对于医生的自我修养而言,气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又是人生性命、是道德境界,是人的精神活动状态及道德修养素质等人文状态。比如说“吾善养浩然之气”、中医讲究的“中正平和之气”,等等。医者要摒弃杂念,内省自视,保持极虚静的精神状态才能守神;要有慈心与善念,才能守气。

总之,生命的产生、发育、壮大、凋亡等,皆源于气始、气散、气布、气终;和大自然一样,生命不断流转轮回,而其承担者及推动者唯“气”而已。正是气不同的运动状态,才有了生、长、壮、老、已之过程。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与变化,启发了中医关于气机、气化这一类的概念。气在医学上各种不同的临床价值和效果,至今不可能用其他形态的物质存在来解释或替代。

对气的思考,是一种独特的中医思维、一种探究生命体用的方法,有着潜在的优势和广阔的远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我们还是要坚定地沿着自己特有的方向前进,守住根本,才有可能去泽布世界,才有可能实现中医学本来具有的重大历史使命。